不论从产量还是产业产值来说，生猪产业在我国畜牧业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我国猪肉的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80%以上，9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下降，到了2000年以后稳定在60%左右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1990年，养猪业的总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约54.2%，2015年这一数值变为43.2%。虽然近些年上述两个比值都在下降，但与其他畜禽养殖业相比，养猪业仍然具有绝对优势。
　　但我国养猪业也存在明显的“弊病”，那就是“猪周期”比较严重。尤其是2016年表现得更为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猪肉价格比2015年上涨了16.9%，这是历史上涨幅最大的一次，在食品消费价格中涨幅是最高的。在去年上半年的25周里，生猪的收购价涨幅一直保持在20%~50%，白条肉出厂价涨幅一直保持在19%~45%。
　　如何看待“猪周期”带来的风险？如何管理这些风险？未来还可能发生什么风险呢？近日，中山大学广东决策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团队成员郭惠武在第六届中美猪业研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管控宏观风险
　　“‘风险管理’是会议的主题，之前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很少用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郭惠武认为，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猪周期”导致的价格波动不可能消除，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段，尽量减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控制养殖风险。风险管理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的风险管理，一个是微观的风险管理。
　　宏观的风险管理就是从市场、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角度，来对整个养猪行业的价格波动进行一定的控制。
　　市场调控主要包括三种手段——生猪期货市场、生猪保险、国际贸易。生猪期货主要是通过套期保值，让生产者的盈利保持稳定，进而稳定其生产供给的水平，缓解“猪周期”。目前，我国的生猪期货市场虽然还未建立，但正在逐步推进。“据了解，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在推进生猪期货的研究，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会推出生猪期货。”生猪保险起到的调控作用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在我国各地的养殖场都比较普遍。国际贸易方面，近几年进出口量都有一定的提升，对国内的生猪价格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政府在调控时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可以通过推进产业升级来平稳价格波动。猪价波动一方面受到外部疫病的冲击，一方面也受到信息不完善等方面的影响。如果产业升级了，规模化、现代化的企业多了，产业的技术水平就会提升，受到疫病冲击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同时，他们对信息的获得能力也会增强。第二，政府可以完善市场预警体系。“现在各地政府也在通过一些渠道定期发布生猪行业相关的价格、产量的信息，但与国外养殖发达国家相比，养殖户得到的信息还是不够。”
　　价格信息养殖户可以不通过政府获取，但是产量信息就必须要通过政府层面才能获得，而这些信息往往更新并不及时。第三，政府可以完善调控政策，比如说近几年推出了生猪价格调控预案和冻肉储备政策等，都对“猪周期”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
　　行业组织可以通过增进企业沟通、提供行业信息等，对政府方面进行补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们可以通过参加各种行业会议进行交流，深入把握生猪价格波动的规律和机制，对价格波动风险管理很有利。
　　养殖场（户）做好决策控制微观风险
　　微观风险管理是针对养猪企业来说的，是指他们在面对价格波动时如何决策，使自己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首先是充分收集信息。“据我了解，2010年，温氏集团曾花费了六千万元专门用于收集市场信息，现在这个数值可能更大。大企业之所以成功，信息的及时有效功不可没。”
　　其次是要适度延伸产业链。当猪价波动的时候，养殖场（户）可以适当向上下游延伸，尤其是向下游延伸。“如果他们能去做肉制品或者其他加工品的话，就可以缓解价格的波动，这也是企业的一个策略。”
　　再其次就是适度发展高端多样化的产品，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给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体验，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跳出波动的环境，开辟另外一个新的市场，进而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这也是应对微观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
　　“猪周期”将长期存在波动幅度逐步减小
　　郭惠武判断，“猪周期”在我国由来已久，并且短期内不会消除。
　　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生猪产业还处在一个结构变动时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这种结构调整体现在地区结构调整和规模结构调整两方面。
　　在地区结构调整方面，调查研究显示，1978年~1988年10年间，我国生猪出栏量在空间上表现得很集中，比如，四川省的出栏量就大幅度上升。1988年之后，一方面由于猪肉的相对短缺，一方面由于国家实施菜篮子工程，各地都开始养猪，养猪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11年。但是近几年，一方面出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养猪业在逐渐退出。2011年~2015年，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生猪出栏量都大幅下降，尤其是浙江，生猪业退出的速度很快。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东，西南的云南，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生猪出栏量都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这实际上也表现了生猪养猪业在全国空间上的转移过程，是由东南沿海向中部主产区，再向东北、西南地区转移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而继续。这个过程会对“猪周期”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规模结构调整方面，近几年，我国生猪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在不断提升，2015年我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养殖户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43.3%，但与养殖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值还是偏低。据了解，美国年存栏500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户，存栏比重已经达到了60%以上，年出栏500头的养殖户比重，已经达到了99%的水平。欧洲年存栏1000头以上的养殖户比重也达到了80%以上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规模结构的变动肯定还会进行，也会对总体供给量造成影响。
　　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生猪养殖业价格波动幅度会有所减小，一是产业化程度会逐步提高，现代化的养猪企业会越来越多，技术水平会逐步提高。二是地区布局将趋于稳定，空间结构调整会逐步到位。三是市场开放程度也会逐步提高。目前，我国已经对美国开放牛肉进口，猪肉很有可能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猪肉市场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的价格波动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
责任编辑：王伟